今天要说的国际贸易问题,理论基础是我的本科和硕士课程所学。经济学谬论无数,我要介绍一些经典,结合西学的古典、新古典的思想和大家谈一谈。
在理论上,西方在1752年后重视国际贸易,提出国家进口的物品,假设不是自己造不出来,就是成本做出来比其他的高,所以进口有利,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其二,专业生产、分工合作可以大幅减低成本,而专业成本是要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所以国际贸易重要。市场广阔度及专业程度的正面关联在上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有过争议,但基本上是对的。
1817年,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定理”。两个国家各自用同样的生产要素,生产出两种产品,其中一个国家生产力很强,另一个国家生产力很弱。只要这两个国家之间能生产两种产品,比例不同,这两个国家专业生产后互相贸易,一定互相得益。
李嘉图是天才,证明得天衣无缝、妙绝天下。本来已尘埃落定,但是1919年,剑桥的马歇尔出了《工业与贸易》,用来证明一个国家抽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进口税,有利可图。这就是今天同学们学的“理想关税的来源”。马歇尔在他的书中分析得很详尽,被抽税的国家被反抽,互相危害,以至于到最后大家都受损。马歇尔没有讲明白的是,政府出了关税之后要天衣无缝地和购买那些物品的消费者交换。
1933年,两位瑞典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国际贸易,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不同,是因为生产要素比例组合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物品在国际上的进出口是替代了生产要素的进出口。
1948年,萨米尔森用了7个假设证明,国际性的物品自由进出口会导致国际间的生产要素下降成为定理,这个是很出名的定理。
美国的农地多、地租低、劳动力少、投资高,中国反过来。如果中美互相推出零关税,在多个假设下,产品的自由贸易会导致中国的地租与美国的地租相同,美国的工资也会跟美国的工资相同。没有移民、土地不动,在多个假设下,这两个国家的自由贸易会导致两个国家的工资相等、地租相等。
废掉前面几个假设,我们大致上可以说,中美之间互相推出零关税,在人口和土地都不能够移动的约束下,自由贸易的结果在某个程度上就代替了生产要素的跨国移动。
看看今天中美贸易战的舆论,虽然特朗普总统跟他的顾问不见得有多高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在言论中,我的感受是,他们很怕上面这个定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他们很怕中国的劳力收入会跟着美国看齐。
诺贝尔经济学奖喜欢颁给我认为没有解释和推动的学问,我认为除了解释事实,经济学没有其他可用的用途。作为一门有公理的科学,经济学不仅可以事后做解释,还可以在事前推断。严格来说,有公理的科学,比如说物理、生物学,不仅可以事后解释,还可以事先推断。事前的推断、事后解释,都是用同一个理论,它的准确性是没有争议的。我从事经济学的事前推断的能力和物理学没有区别。
1970年我在西雅图经济研究院教理论的时候提出很简单的例子,目前也是全世界很出名的例子,我说你把一百块钱的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路上,没有风吹,经济学推断这个钞票会失踪。
而且可以推断是在什么情况下失踪比较快,什么情况下失踪比较慢。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不能推断这个钞票为什么失踪,但是经济学可以。
1991年12月,苏联正在解体,早一年柏林墙拆掉,举世的封闭国家都在大势开放,我对弗里德曼说,不出10年,整个地球将会有10亿以上的新增加贫困人口参与国际的产出竞争,那些高举社会福利、最低工资的国家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中国开放改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昔日的克林顿总统不相信中国会威胁美国,极力推荐中国到世贸组织;还有人更不相信中国会威胁美国,多次表达,中国的廉价产品进口美国是帮美国压制通胀。可是到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抢生意的行为明显了,特朗普总统手忙脚乱,就打起了贸易战。
2007年6月,中国公布了一个新的劳动合同法,我当时不在意,那时候是1月。收到朋友寄来98条细则法律的时候,我一看就知道是灾难了。我是合同经济的创始人,西方的行业朋友没有不知道的。我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写了十几篇文章,用中文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合同法会危害中国的经济,但是一点作用没有,石沉大海。
客观地看,我认为当时中国推出的基建做得快、做得好,但是是否合乎经济原则很难说。这些迅速而又庞大的基建金钱成本大家都知道,金钱的收益难算一点,因为要估计未来的预期收益,困难的是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整个中国的地价是给基建带起来了,地价上升是社会受益的一部分。
我要讲一个曾经写过的串珠子的真实故事。1948年中国解放,无数难民跑到香港。当时我的家是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看到很多难民喜欢在山头建造很简陋的木屋居住,以串珠子为生。其中一些没人做代理人,拿着一包包璃珠,提供图案派出去给难民。很明显地,这个代理人是中间人,他从事验货收货也算是一个经理,他出的钱可以看作是购买产品。所以劳动力市场也是产品市场,两者都是同一个市场。
我再讲一个车衣服的例子,同样一个山头上面也有经理人拿着布料、图案去找人裁减、车衣之后做衬衫。有的人专门减裁、有的专门车袖子、有的专门做衣服领子,每一件都是以件来算,这个产品市场就是产品市场,两者加起来也只有一个市场。为了减低交易接管的费用,车衣行业就搬到工厂了,同样的人手与机械在工厂生产,增加产量,就会节省不同的成本,需要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这就是我后来发表的公司合约性质主题。
从产出来看,公司和公司之间没有分界,这篇文章是1969年开始在香港工厂考察,1983年才发表的。戴维德说,我这篇文章终于把公司为何物的问题炒到了一定的高度,为公司是何物的问题划上了句号。
2008年中国推出了《新劳动合同法》是在多方面关于干预公司之内的合约选择与组织,严重地提升了公司产出的合约或者是交易费用,导致工厂纷纷拆小,商家为了增产,让员工操作不停手,学不到多少工厂应用的商业知识。2008年,我立刻推断不少的中国工厂会搬到越南去,你们现在知道十几年前的推断是正确的。
今天我在这里说推出零关税,那新的劳动合同要撤销,为什么呢?因为推零关税也要求对方零关税,在国际互相零关税的情况下,假设中国还是维持这种新的劳动合同法,一定会被人家打败,道理很简单。任何管制法律,管制着生产要素或者是约束生产要素的运作,是间接也管制着产品的视角。国际贸易开放,竞争增加,有价格管制的国家不可能赢。
香港的工业不是很好,日本的工业搬到了泰国,一个很小的工业可以没有经济,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大经济是不成的。今天,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不仅需要工业,而且工业一定要发展,才能达到邓小平先生希望的小康社会。推出这个《新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骄,自讨苦吃。我们希望印度、越南等地方的经济能大势搞起来,因为这些国家越有钱,中国跟他们的贸易也会赚得越多。但是中国自己左管右管等于是让步,我认为中国让不起。
目前的河南、江西最低的工资只能跟越南和印度的水平一样,假设推出零关税,肯定可以协助这些地区的发展。但是国际贸易这种事不是说中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国际上的政治问题我不懂,从经济利益方面,我是看得懂的,关于国际贸易有几点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自由国际贸易带来经济贸易极大,两个前例可援。
二战之后,没有什么重要资源的香港只靠着港口跟几百万的难民,但是进出口没有任何的管制,不到30年就获得了“东方之珠”的称呼。上世纪30年代举世经济大箫条,到了80年代经济学家研究得到了主要解释,这个大箫条的起因就是许多西方国家一起增加关税。
今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发展是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奇迹不会有多少人不同意,但是客观的朋友就知道,中国经济遇到困难已经好些年了。如果你已经接受我曾经提出的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解除《新劳动合同法》会立刻有转机。但是更大的转机就是中国在国际上跟其他国家一起采用零关税,以进口关税来保护新兴产业是陈腔滥调,英国和香港的经验都不支持,何况中国改革开放了40年,还有什么产品需要保护的呢。你为了保护而抽某国的产品税,他们就会以牙还牙。
最后是人民币要推向国际,外面的人能接受人民币多少中国就赚多少,这当然不容易。推出人民币国际化要和美金抢生意,美国当然也不会接受。
牵涉到人民币3.0的问题,是牵涉到经济学里面很困难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1988年我就对弗里德曼说,数码科技的发展会导致货币量难以度量。1988年,我看到数码科技的发展,但是什么是货币量?怎么计算货币量?我还是搞不清楚3.0的政策,但是我直觉上觉得它会帮助零关税。
我也多次建议把人民币推出国际,以一揽子的物品指数为谋划,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接受性与币值的稳定性,做了这个事情,是勾住一揽子的物价指数,这不是本位制,而是勾住一个个指数,之后就让汇率自由浮动。
但是以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这一点要放弃,这一点是我与弗里德曼的观点不一样的地方。货币是协助投资与贸易,用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是第二个功能,我认为只能采取一种,而不能采取两种。
人民币推向国际,零关税可以帮很大的忙,但是推出零关税就要撤销所有的外汇管制。在零关税的新局限下,无数的民营出口商人会对中国市场,购买销售进口。假设中国推出零关税,无数的民营进出口商人会在市场上出现,竞争与合作充分发展,它们是购买出口、销售出口。
我认为,只要人民币接受性高,通过零关税的处理,整个地球会大幅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谈价钱是一回事,成交之后用什么货币是更重要的一回事。推出零关税,北京千万不要约束,进出口商一定要在市场上自由选择货币。
1954-1957年,因为没有学校收我,在父亲的进出口商店做了3年,没有关税,要到工商处拿批准、买保险、出信任状,在零关税之下,海关的员工转到自由市场应该会生活得更好,受损的就是现在凭着关系搞进出口的人。
举世推出零关税,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今天的中国才可以做到。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当然有话语权。如果成功,不仅中国有大利可图,整个地球上的贫困人口的生活都将改进。谢谢各位。